训练 | 安全第一 跑步不要戴耳机的6个理由

有着较为相关、较为深厚的工作经验积累。

进入专题： 行政强制法 。在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考虑到为了避免一些认定起来有争议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尚未得到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救济就被行政机关强制拆除，损害当事人利益，所以增加了一个程序规定，即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第一，应当重视法律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作用。[17]江跃中：《治理违法建筑多方联勤联动》，《新民晚报》2014年7月23日，第A7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要求，同时进一步明确要根据不同层级政府的事权和职能，按照减少层次、整合队伍、提高效率的原则，合理配置执法力量，并将提高执法效率和规范化水平作为一项重要要求提出。比如，笔者所述及的《行政强制法》的相关条款，在实现良好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维护方面还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尤其是在上海，违法建筑的大量存在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诸多难题。

（2）运用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中规定的多种行政行为。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原本没有赋予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13] [美]路易斯•亨金等主编：《宪政与权利》，郑戈等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7-268页。

[29]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代表和反映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下，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既不是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政治制度下那种相互制衡的关系，也与西方国家立法权优位政治制度下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共同构成国家权力机关不同。法律制度是政治制度影响释宪机制的最终表现。全国人大常委会释宪机制与我国政治制度相契合，符合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是对释宪程序和效力的影响。二战后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古巴等，纷纷效仿前苏联做法，将监督宪法和解释宪法的权力赋予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最后，既有助于实现宪法的国家治理功能，又确保和维护中央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后，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借鉴前苏联的基本制度，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宪法理论为基础进行制度设计，[30]同时保留了传统法律观念，即法律的国家治理功能和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在涉及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关系问题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对该条原则性规定作出解释。[28]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也排斥专门机关释宪机制。

宪法法院成员的一半由联邦议会选举产生，另一半由联邦参议院选举产生，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其成员带有党派倾向，而且法官很可能就是某一政党的党员。[26]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7]汉密尔顿曾指出：司法部门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志，它所具有的仅仅是判断。如何消解这一悖论，是完善中国释宪机制和提高宪法实施效果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2]郑贤君：《宪法实施： 解释的事业》，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2期。这是一种抽象释宪机制，宪法解释不针对具体的事件和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效力的一般性解释。

[25]参见[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3页。[7]马歇尔大法官于1803年通过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使司法部门获得了与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相抗衡的司法审查的权力，在实践中真正形成了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

四、中国的释宪机制及其影响因子 按照宪法规定，中国现在实行的是最高权力机关释宪机制，由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即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事实上，采取普通法院释宪机制的国家正是在该国政治制度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由于释宪权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因此一国释宪机制必然受制于该国政治制度。在宪法法院释宪机制下，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兼具司法性和政治性双重性质。在中国的国家治理文化中，不仅长期奉行高度的中央集权，而且法律依附于国家权力，法律被视为治理国家的工具。握有释宪权的释宪者对于规范国家政治架构的宪法条款的解释，直接涉及到各国家机关的权限范围和利益格局，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国实行的权力分立的政治体制与美国三权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不同，由于司法机关的地位较低，不像美国法院那样可以享有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相制衡的地位和权力，普通司法机关就不可能享有美国法院那样的司法审查权，也就无权解释宪法。[11]可见，从法国宪法委员会的产生背景和组成人员来看，这种释宪机制都与法国政治制度密切相关，是法国政治制度的产物。

[14] Roscoe Pound, New Paths of the Law,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50. p．13.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1972年版，第426页。立法权同司法权严格分立的原则不允许法官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规中有缺陷、相互冲突或者不明确的地方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总是留给立法者作权威性的解释。

这可用来解释，尽管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的司法审查制度遭受了来自各方面持续不断的非议与诟病，[9]却在200多年后仍然能够保存和延续下来的根本原因。除了前述法国宪法委员会释宪机制外，欧陆国家建立了以德国为代表的宪法法院释宪机制。

近现代政治大都属于政党政治，政治活动者通过实力角逐和多方权衡协调之后，将他们妥协的结果固定在一个文件即宪法之中，这个文件具有国家强制效力，各方都必须遵守。因此，各个国家都不得不从该国政治制度的实际出发，去设计相应的释宪机制。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宪法实施中的解释机制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3BFX02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C00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一)中国政治制度对释宪机制的决定性影响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31]例如，全国人大有权撤销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条例、决定)，但实际上撤销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人大也从来没有撤销过。[28]在中国的人民大表大会政治制度下，不仅一般司法机关无权解释宪法，即使是最高司法机关也不能独立地进行宪法解释，不能胜任宪法解释职能。

实践中，中国正是通过大量立法，将宪法确立的制度进一步具体化、体系化，明确宪法所确立的原则，填补宪法空白。虽然从整体而言，近代宪法是随着人类经济进步的累积而出现社会多元化，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变革的基础上诱发一系列制度变革的基础上诞生的。

除了前述政治制度和法律传统方面的因素外，思想文化因素是其深层次缘由。[27] 法国这种极端化的分权思想，否定了普通法院的法律解释权，法律解释问题都由立法机关处理。

美国的限权宪法是指对立法权明确加以限制的宪法。实定的宪法概念意指关于政治统一体的类型和形式的总体决断。[5]在现代社会，国家政治制度集中体现在宪法之中，宪法对国家政治权力的结构和范围等做了纲领性和原则性规定，因而是形塑国家政治秩序的根本规范，其他一切制度的构建都必须以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为基础和归依。这些影响一般体现在宪法或其他宪法性法律关于释宪机制的规定中，要么在宪法中规定了释宪机关和释宪范围等，要么在其他宪法性法律中对释宪机制作出具体规定。

如在法国，普通法院没有宪法解释权的原因，更进一步来看，是权力分立观念在法国所扮演的角色与其在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根据中国现行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的职权。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司法审查作后盾，即使制定法的形式也无法保证高级法作为个人求助的源泉，既具备制定法的形式，又以司法审查制度作为补充，高级法又恢复了它的青春活力。三、思想文化对释宪机制的影响 我们都深深地镶嵌在这个社会的文化之中，包括释宪机制在内的任何一种制度都无法摆脱其所处的社会的思想文化的影响。

参见范进学等：《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体系论》，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45-346页。在美国，普通法院之所以能通过审查立法是否违宪的方式行使宪法解释权，是由于根据美国法律传统，法官拥有其他国家法官所不具有的权力。